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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凡生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兵，念过大学；80年代末，他是经济研究所里屈指可数的副教授；90年代，他下海经商，开启了中国商情信息服务的先河，公司经营第一年就创造了200多万的营业额；2003年，互联网寒冬刚刚过去，慧聪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互联网回暖后第一批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126个员工也随之跨入百万富翁的行列。都说“改变是机遇”，这在郭凡生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然而，每一次命运改变的背后又暗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谁曾想到，自称“口才胜过马云”的郭凡生最初去推销《慧聪商情》时，也曾遭过商家的白眼？创造了“慧聪定律”的郭凡生说赚钱容易花钱难，在“不能把握中显示强大的生命力”的互联网行业里，他也曾有过失误？

访谈时间：2007年7月30日

访谈嘉宾：慧聪集团董事长 郭凡生

主持人：TOM科技 张原

以下为访谈实录：

只要努力，我郭凡生就是扛麻袋也不会是挣钱最少的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互联网红色记忆》，很多媒体常常这样介绍他：他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兵，念过大学，并且开起了中国商情信息服务的先河，尽管曾经被认为不入流，但却借助知识经济和网络科技大潮，他创造了颇具价值的科技上市公司——慧聪国际资讯。今天请到郭凡生先生。首先欢迎郭总的到来。

郭凡生：大家好，我们慧聪国际资讯已经在香港正式更名为慧聪网有限公司了，就表明我们完全地向互联网的转型。

主持人：郭总，在我刚才这一长串的介绍词中间，很多媒体都提到您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兵、念过大学，对于这样一段历史，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想问一下，在您上山下乡当兵的过程中，您当时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郭凡生：我们当时的人生理想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接受了最正统的教育。我们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当企业家，当资本家，想的是当一个科学家，当一个军人，或者当一个有知识的农民。那个时代跟你们(现在所处的年代)不一样，我讲多了你们未必理解，但是你们去多看看你们的爸爸妈妈就会了解我们了。

主持人：后来您从国家干部到一个商人，这样的转换给您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郭凡生：当国家干部想法和做法跟商人不一样，国家干部是领导，当商人是盯市场。还有一个转变是当不当国家干部，有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可能会有很多认为我当时反差会很大，其实我的反差和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我在当国家干部前，我当兵一个月才6块钱，我从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在内蒙古，父亲被弄成走资派。所以当觉得自己当不成机关干部，必须当一个商人、或者企业家自谋其力去自己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我相信只要自己去努力，就会有饭吃。我常常和他们开玩笑说，只要努力，我郭凡生就是扛麻袋、扛大个儿，我也不会是挣钱最少的。因为我们这代人经历的这些事情很多，所以当时没有太大的压力。说没有压力不可能，但压力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不像你们大学一毕业，觉得我找不到工作会怎么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主持人：郭总我们看到，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丢掉铁饭碗，应该是跳上商海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家您刚才说没有太大压力。我想问下，在这种没有太大压力的情况下，有困难吗？

郭凡生：其实我也没感觉到太困难，因为我觉得当一个合格的官员是很困难的。第一要拒绝诱饵，第二要有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你为官一代、造福于民的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像我们经历过上山下乡又念过大学，作为一个商人去挣钱，只要你不伤天害理、你不想一夜暴富，做商人挣钱养活自己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那时候说慧聪，我们自己做公司的时候都说挣钱容易、花钱难。挣钱不应该是一件难事，但关键是要挣正派的钱，还有不要想一下子把钱挣到多少成为世界首富。只要你没有这种离奇的想法靠着自己劳动去生活，其实是很简单的。

主持人：听说你给创业的企业家培训的时候，您经常提过一段历史，说那个时候带着20几个慧聪员工，骑自行车到街上去给客户送你们当时的《慧聪商情》(TOM科技注：《慧聪商情广告》)，我想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让您记忆非常深刻的事情？

郭凡生：记忆深刻的事情有，因为当时如果这个业务做不起来大家都没饭吃，所以大家都得去努力。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红鸟电器，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地方。我去跟他们推销我们的《商情报价》。我进去第一次，刚说了两句，那个老总就说：“你出去吧，我不跟你打交道，你走吧。”我就出去了。他就是不愿意理你，因为那个时候卖电器比现在卖汽车还牛。等第二次我进去，我又说了几句。他说：“我已经说了，我不想跟你谈这个事，你就出去吧。”后来，我就坐在马路牙子上想是回去还是不回去。但是，后来我想要是我不回去、不说服他，我怎么回去让我们做市场的人再去继续做。我就回去，我(跟他)说：“请你听我把话讲完，难道你作为老总都没有能力听我把话讲完吗？我们现在帮你在报纸上去做你的产品报价，应该是把你的最低价报出来了，如果这个有效果，下次我来的时候你就给我钱；如果没效果，下次就不做了。”我们当时是在《首都经济报》上做半个版，就是彩电、洗衣机、冰箱的报价。后来，他说那可以做。他就做了(在《慧聪商情》上刊登报价)，做完了之后当时效果很好。因为当时北京一个彩色电视机——同样品牌的同样货款，(在不同的地方买)能差一百块钱。那时候老百姓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一百块钱，所以他就可以从海淀跑到丰台去买彩电。所以它的(TOM科技注：指在《慧聪商情》上刊登报价)效果很好，因为他报出来很便宜的价格。后来他就打电话到公司，说“我们要找你们姓郭的业务员，我们把上次的钱给你们，这次我们还做(在《慧聪商情》上刊登报价)。”后来，公司的人就说我们没有业务员姓郭啊，说我们老总叫姓郭。我就接电话和他聊，结果他就哈哈地笑了，说“你当时很有耐心，能把这事儿说完”。我说：“事实上这个事儿也很简单，我要不说呢，就没饭吃。”这个是记忆犹新的事情。还有就是骑着自行车从当时中关村那一代一直骑到前门、大栅栏里头，每次都得一身汗。但那个时候年轻，30多岁多一点，而且那个时候充满了理想，所以苦中有乐。我觉得人感觉到苦和压力，关键是他认为那是生活的压力；如果苦中有乐，你这个压力就不是太大，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出来做公司的压力还没有现在大。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我面对的对手水平很差，——他们水平真是很差，一个小摊主、一些企业家，我不管是能力和知识都比他们强，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慧聪作为一家B2B的上市公司，现在B2B的上市公司只有我们一家，“我所有的衣服得脱下来给人看”，我背后又有一大堆股东还有我们的员工，所以我现在的压力比那个时候大。那个时候，我从来不怀疑自己能不能挣到钱，我觉得自己肯定能挣到钱，而且挣到的钱不会少，但是挣多少就不知道了。
 主持人：当时很多报道在说到您那段经历的时候，都会说您第一桶金是一年挣了一百万。

郭凡生：一百万都多。我们当时怎么挣钱的呢？当时国内价格放开以后产生价格混乱，价格混乱就是同样的东西在(距离相差)一百米的两个店里卖的(价格)相差5%、甚至10%，按照我们当时做研究就说要让价格公开就公平了。我就找到报纸，找到《首都经济信息报》，它给我半个版，半个版上排个家电的报价能排100条，我一条根企业收100块钱。然后呢，我跟报社说，这是我给你提供的信息，报社给我100块钱稿费。你想，那个时候我每个礼拜做半个版那就是一万块钱。过了几个月，我从家电开始做IT，找到《计算机世界》。《计算机世界》这一个版可以排200条到300条，我一条报价收200块钱，一个礼拜4个版，一个礼拜就是八万块钱，而《计算机世界》一个版给我4万块钱的稿费。你想我一个月4*8=32万，再加上其他的收入，那个时候每个月都会有好几十万的收入。那个时候人员工资也低、费用也低，所以第一年我们挣钱不是一百万，我估计怎么着也有个两、三百万，可能还多一些。那个时候相对挣钱容易一些。

主持人：郭总，您太聪明了，一边收企业的钱，一边还收稿费。

郭凡生：其实，很多人就说做分类广告的事情，其实中国报纸的分类广告第一开始就是我们做的。那个时候报纸都不知道分类广告能挣钱，我记得我们找的《北京晚报》去，也是要他们的一小块去登(分类广告)。《北京晚报》上可以等20条，一条收400块钱，一次就收七、八千块钱，但是《北京晚报》还不敢跟我们要广告费。现在谁到《北京晚报》上去要这么一块，那不得敲你一万块钱嘛。所以从那儿开始，中国报纸才开始知道什么是分类广告，才知道分类广告能挣钱。所以，人们有时候叫我“中国分类广告之父”，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分类广告之父”。你们就说吧，第一，在中国报纸上做分类广告，谁做在了我前头？第二，你们说在我前头我都不管，你们谁做分类广告的时候没给过报纸钱，报纸给你稿费？现在我能点出来，报纸当时给我们稿费的时候《计算机世界》现在的老总叫刘九如，九如那时候就是编辑嘛，九如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就支持我们做这个事儿，九如很清楚当时给我们这个稿费的这个事情。

周雪峰：当时您怎么探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因为当时国内这个方面做得还是少？

郭凡生：这是理论，当时体制改革，做市场就必须把价格放开，就产生了价格放开之后的混乱。在这个店里买，这个东西是8000元，到那个店里可能就是9000元。所以，消费者就很担心，所有的消费者就得跑遍了北京市去买一个东西怕受骗上当。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跑到这些店把他的价格都抄回来，发现谁最便宜就和他说：“你现在是我们在这条街发现最便宜的。我们给你登报纸，只要一登报纸上买的人不就多了吗？”那个时候，便宜30块钱，(消费者)就可以从海淀一直跑到崇文。我们当时叫“北京市家用电器的最低报价”，后来我们把家用电器的最低报价做到了IT、计算机，这是我们从理论中得出来的。完全是研究经济理论的一种推导，而且一做就成功了。

周雪峰：当时国外有没有这种形式，从国外引进来的？

郭凡生：国外一定有，但是我过去做经济研究的时候从来也不研究国外的分类广告。后来知道国外这个很普遍，但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国外有。但是从理论上来讲，这么做是对的。

主持人：您刚刚说了两、三百万的利润，后来是怎么分配的？

郭凡生：两、三百万利润，我们当时整个的做法是好比一年要挣200万(元)，我会拿一百万分红，那一百万做为企业发展的钱。那一百万分红，当时公司重要的股东是我、王永慧、王冲我们4、5个人，我们股东分三成，把七成分给不持股的员工，这个我们当时就叫“劳动股份制”，就用这种方法让大家把日子一起过好，这个利润基本上这样分配的。而且呢，当时对于我来说，没有手机、汽车、自己买房子这些高消费，我们的钱基本上进入公司发展，所以慧聪就迅速做大了。

主持人：当时一年两、三百万的收入是很大一笔钱，您没有用它来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吗？

郭凡生：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当时这个钱，跟IDG合资的时候，我们光房产有8处，我们当时在苏州桥买了两层——1000多万、小2000万，我们在西直门有两个独立的院子，在深圳、大连、上海都买了房子。当时我们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挣了钱就买办公室，买了办公室就等于把租金交给自己，然后跟竞争对手竞争的时候，我们的成本又比他的成本低。所以当时基本上就是这样，我这个人为什么认为我不会缺钱呢？因为我的生活消费水准不高，一直到2000年，我才从体改委分给我的房子中搬出来。直道现在，公司里头也没有公车，你看我到你们这儿是打车来的，等一会儿我去机场，我还得打车走。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话，我觉得一年也就十几万块钱就够了。
主持人：郭总，您经商是为什么呢？我们以前做《创业故事》访谈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回答，他们会告诉我们说有一种动力真的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您当时这种动力呢？
 
郭凡生：这我是的缺点，我对钱和财富的追求欲望不是很强，因为我的生活很简单，我这辈子没有缺过钱也不相信会缺钱。我去创业的时候，从来没有想我要做上市公司要挣多少钱，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因为这个钱当你花不了的时候，它对你是没有价值的。比如，大家说我在上市公司，我的股票占多少。其实真正跟我发生关系的就是我这些年薪，我怎么花了，今天早上我买了两根油条，喝了一碗豆浆，这个是跟我相关的。只要不是这个钱，就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当时出来做企业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这个创业不是为了赚钱，是因为当时我在做机关干部没有法做了、做不下去了，你得找一份挣钱的事儿养活自己。而当时我的情况是我找工作非常困难，不得不来当个体，我是被逼无奈才下海的。如果当时稍微有一点可能，我才不下海呢。当年的体改所，我和张维迎是同一期评的副教授。88年还是89年，那个时候张维迎还不到30岁，我刚30岁多一点儿，那时候中国的副教授比现在的博士生导师要少得多得多，可能全国只有那么十几个人。放着好好的学问我不作了，我干吗要下海呢？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就下海了。我没有抱着当财主、发大财的(想法下海)。所以，大家现在说你挣的钱不够多，你看互联网那些人挣了多少钱？我觉得，第一，他们挣的钱比我多，花的钱跟我一样。第二，挣得多，责任就大。第三，挣得多是本事大，我的本事小，是因为我把个人财富推动自己变富这个推动不大，因为在这方面我没有太强的欲望。我的好朋友、IDG的那帮人说：“老郭啊，评你的能力和社会关系，你要是在中国不闹个百十亿的身价，真是有愧于天理。”我说我没有这样的欲望，我为什么要弄百十亿身价呢？百十亿的身价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但是我特别看重把慧聪做大。现在大家都谈互联网，我告诉所有的创业者，中国所有互联网公司的创业经验对于你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所有的互联网公司一创业就拿到风险投资，你们拿得到吗？对于绝大多数创业者，你根本拿不到风险投资。而我告诉大家，慧聪公司一直做到第八年，我也没有拿过风险投资。我就是这样做起来的，我就是14万8千块钱一点点滚起来的，所以慧聪从小做到大的经验对于千千万万的创业者是有用的。最近，我做了一个光盘，叫《管好我们家族企业》。现在北京、上海、杭州到处都放和卖我的光盘，我不是因为这个光盘给了我多少钱——这个钱对我来说不重要，关键是我认为这个光盘传播的理念和知识很重要。所以直到现在，有人说郭凡生你是个商人，但你的多余动作还有很多，很多跟商人无关的事情你干吗要做呢——你好好想着怎么挣钱，把你的精力放在挣钱最大的地方？但我也想过，一个人死了之后他能留下什么？他的钱一定留不下来，财富一定留不下来，但这个人如果有思想，比如慧聪的“劳动股份制”，比如我讲的“知识经济”的这些东西、我讲的“家族企业”的这些东西，我相信只要它是对的，它就一定会有用的。当然，这就是说，对于我来说，我至今还没有摆脱我在体改所做研究的时候的那种学者的心态。学者，那就是清心寡欲，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不是很强烈，对真理、对道义的追求可能会强一些。也不知道这样讲完之后，对将来创业者有没有好处，如果要没有好处，希望大家原谅我。
周雪峰：您后来转向做互联网，更多偏向于资讯、B2B，其实您当时的资源是在做分类广告，当时为什么没有转到那块去？

郭凡生：其实，当时我们做的报纸上的商情报价是B2C的，我们拿了企业的报价，登在报纸上，消费者看了直接来买。第一，我认为在中国，企业跟企业之间信息的阻滞是最大的，第二，B2C太多了，所有的报纸、杂志、电视台都能做B2C，我打不过它。

周雪峰：当时应该没有太多。

郭凡生：多，当时中国分类广告报价很多的。

周雪峰：转到互联网这块呢？

郭凡生：做互联网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刊物，叫《慧聪商情》，从广播电视设备、化工、涂料、安防、消防、暖通、水工产品开始做。其实，我们就是纸上的B2B。你看，汽车、安防用品在广州、深圳那边生产得比较多，我们把那边厂家的信息登在书上发到全国，不是发到用户手里，而是发到代理商手里。那我们就是B2B，打通渠道嘛。那等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纸上的B2B，做这个的时候感觉到中国最大的信息阻滞的浪费是B2B的浪费。因为在经济学领域里讲一个“乘数原理”，这件衣服如果是一百块钱，为了生产这件衣服，需要买缝纫机、买原料、甚至买棉花，拉动的产业的后续应该是这100块钱的2到3倍。所以呢，从经济学的角度讲，B2C如果有100块钱，那么B2B就应该有400块钱。当时做研究的时候有个重要案例，到现在我还记得。中国钢产量大概每年有20%的库存，而日本美国的这个数字是不到10%。直到现在，我觉得中国钢产量的库存依然在10%以上，中国现在的钢产量等于美国加日本的总和。如果美国和日本的产量是一样，那么只要中国有10%的库存，就意味着我们每年有20%的美国和日本的钢铁产量是仍在库里的，它要锈蚀腐烂。所以，这块浪费最大，哪儿浪费最大，哪儿就能挣到钱，所以就坚持做B2B。你看我们做刊，关键是发刊，关键是刊的成本太高，你发不到用户手里。其实，在做互联网B2B之前，大概在94年、95年，广播电影电视部有一个广播电视的逆程，我们已经用逆程试着来发B2B(信息)了，就是为了降低数据发送的成本。但后来那个技术不过关，就迅速被互联网替代了，我们改之用互联网传输数据。其实当时我们用互联网传输数据的原因就是在于互联网传输的成本、速度都优于纸媒体，所以它就会进来，我们是这样想的。

周雪峰：您的这些道理在管理层、员工当中有没有人来质疑你？

郭凡生：对，在这个里头还有一个，你们也提了IT168的方式。但是我问你，IT168现在有我的10%大吗？没有。这说明我做大了，它没做大。当时，IT商情和《计算机世界》报价的包版当时每个月有20万到30万的收入。可是我做B2B我缺人，怎么办？因为我做的商情只是中关村的IT商情，而我当时的模式已经变成安防、消防、涂料、暖通、水工业，是一本商情走全国。而我做报纸包版虽然还能挣钱，但是我认为报纸包版的利润很小了。所以大概在01年，慧聪终止了做中关村的IT商情，终止了和《计算机世界》的合作。我把当时从这个业务抽出的100人转到安防、消防、暖通、水工业、教育这块。我觉得其实这点对我来说，这是慧聪一次很正确的抉择。现在很显然，说IT168模式很适合我，但是IT168它多大啊？IT168做不大，因为它只能根植于中关村，随着互联网B2C的发展，它的商情一定被网杀死。我们当时就说，要么自己做一个网站来替代自己的杂志，要么就是别人做好了网站来替代你的杂志。与其让别人替代不如让自己替代，就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还有一个，我一直想的不是做这个事能挣多少钱，还是做这个事能做多大，会对国家整个这方面有多大影响？这是我的想法。

周雪峰：一个人颠覆自己的思想是非常难的，要做一个产品来替代自己是非常困难的，当时在这个情况下，您自己怎么想的。因为这个东西我做得好好的、赚钱的东西，我把它扔掉做互联网去。

郭凡生：这是我跟当时企业家不同的地方。我是做研究出身的，我崇尚理性，我只要觉得道理上看明白了，我就不会心疼。当时把IT商情在中关村停掉，把《计算机世界》的报价停掉，公司有很多人觉得这样不对。但是大家想IT168是IT类的，其实我现在消防、暖通、水工业都有IT，我的教育里头肯定有IT。我等于把一本IT的书分成了20个IT、30个IT。其实是做大了。你比如现在安防这一个行业，我相信我的营业额、利润肯定超过了IT168。这是很正常的。还有一个，B2B是需要中国来领航的，这是代表民族产业发展水平的。我是要跟大家认真讲，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哪怕它不挣钱、赔点钱，我也愿意做。郭凡生还愁挣钱吗？我出去讲课一天还不挣三万块钱吗？这是我的缺点又也我的优点，看在什么环境下，我对钱不敏感，我对自己挣多少钱不太重视，我对公司挣多少钱是重视的，所以就走上了B2B。你看现在中国作互联网的我年龄可能最大了，我今年做互联网已经52岁了。
周雪峰：还有一个比你更大的，做域名的。

郭凡生：那个不一样，还没上市呢。(在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中，)我应该是年龄很大了，很多人都说你干嘛还要这样？其实我也知道在理解互联网上我有一定难度，但是在理解传统上，我就有很强的优势。所以在互联网这方面，将来不是慧聪做得多么大，而是慧聪的运行模式被许多B2B公司所采纳。比如慧聪的行业细分，现在化工上市类（网站）公司出来了，提出行业细分，那是慧聪已经玩了十年的事了。我们的网加刊就是安防加一个安防网，消防加一个消防网，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中国B2B网站分比我们细。你看，我们把汽车分成了汽车配件、汽车用品、汽车保养，分了仨。这三个网站、三个刊、三支编辑队伍。我们把家电分成了什么？家电、小家电、影音、专业音响……我们分成五个，底下还加了一个电子元器件。其实从运行模式上，慧聪的行业细分，“水泥加鼠标”，再加上慧聪的资讯，加上商情报价的这种模式，现在中国的所有行业网站就是我这种模式。谁超出了？第二，慧聪的劳动股份制，在这些细分行业中做网站，只要不按这个劳动股份制方式做的公司它一定做不大。为什么？因为底下人分出去了。我郭凡生天天在互联网行业讲要给人分钱，我郭凡生当年是7份给大家，3份留自己。很多现在小的行业网站分出来的人就说(不肯分股份给员工的老板)：“老郭当年分7份，你现在2份都不给我。”所以，我觉得慧聪在做互联网上的这两个，把它叫做慧聪定律也好，郭凡生定律也好，现在谁敢推翻？谁都推不翻。现在，在有些会上，孙德良跟我讲行业细分，其实我认真讲他什么时候才知道行业？行业细分这是慧聪做得最早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越细越挣钱。你看，当时我们做一个汽车网站，把配件、用品加到里面，我们分成配件、用品，和汽保三个行业，每个行业都扔100万，比你过去一个行业都多。这是慧聪已经做了很长时间。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慧聪的行业细分是很有理性的。当年99年、00年、01年，当时谁知道中国房地产会这么发达？我们现在统计90%以上的报纸广告——我们的商情数据库，发现房地产广告每年增长100%。好了，房地产一定是市场。慧聪做什么？慧聪做一个房地产网站吧？不对，房地产太大，你做不细。围绕房地产，我们做了什么？安防、消防、暖通、水工业、涂料、机械……我们做了十个和房地产相关的设备网站。就是说行业细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很多人说我要超过慧聪，其实你超过慧聪还得用慧聪的方法：第一劳动股份制经济，做互联网只要不是知识经济、不要让大家发财，谁都起不来。第二，你不还行业细分吗？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谁能用我的制度和我的方法把我打倒，那正是我的目的。为什么？好比我失败了，他继承了我希望的这种制度和方式。

周雪峰：您的这个劳动股份制创造了多少富翁？您有没有过统计？

郭凡生：我们上市不久，我们统计过一次。当时是100多个人——按照当时的股票的价格。我认为会更多。我过去不敢想，说咱们(的股价)从1.5块涨到10块，现在我特相信。我们最近发了2300万股，慧聪正在从一个商务信息服务商转向B2B电子商务服务商。这个转变基本完成了，当这个转变完成之后，并且慧聪开始盈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就会每天算着自己的钱。

周雪峰：你刚才说汽车都在细分，房地产都在细分。但是现在来看，这些房地产的网站也非常赚钱，汽车的网站也非常赚钱，这里面慧聪有没有错过一些机会？

郭凡生：房地产的赚钱，搜房做的B2C，B2C我做不了，我不懂。后来我把精力放在B2B上，但我坚信B2C的市场如果是1，B2B就是3啊。我做得比它大，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比如互联网火了Portal(门户网站)、火了搜索、火了电子商务。而在美国，整个互联网最失败的就是B2B，我记得00年到美国参加研讨会，(会场上)他们就挂个大牌子，说B2C加C2C，括号乘以2小于B2B。当时大家都推B2B。美国B2B不成功，中国的B2B会不会成功呢？其实我想过这个事儿，我还跑美国看了。现在我觉得实际上是这样，美国不成功，中国未必不成功，因为两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美国只有一百万企业，而且美国的信息已经很透明了，美国没有多少制造业，所以美国只是信息行业，没有买配件这些事情啊。中国(有)两千万企业，中国生产着全世界几乎一半以上的服装、家电、什么玩具，所以中国一定需要(B2B)，而更重要的是中国信息沟通不畅通。

主持人：郭总，您刚才说在2001年的时候您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而且到目前为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当时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停掉刊，底下员工有反对的声音吗？

郭凡生：停掉IT刊，当时是有一些员工反对，有一些人想不通。但那时候慧聪基本上我说了算，大家觉得有意见跟老郭说说，老郭要不愿意，也得服从。就和当年我们跟IDG要风险投资一样，我们也不缺钱——手里有好多钱(现金)，所以要不要IDG的投资？大家就投票。差不多有人同意，有人反对，后来有一种意见最后使同意的票数增多了。我记得当时有人写条子：哎呀，老郭领着我们已经让我们富了一次，顶多他再让我们穷一次，老郭想干啥就干啥吧。那个时候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就是英雄式的，就是我郭凡生说什么就是什么。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家族企业、民营企业在创业期间包括在上市和刚上市后不久的阶段，依然是英雄操作的阶段。但这个英雄最后要创造什么？这个英雄最后能证明自己是英雄的最终的做法是什么？就是把自己变成狗熊。就是郭凡生怎么成功了？就是公司离开郭凡生，它依然运转得很好的时候，它恰恰是证明了郭凡生的成功。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阶段是公司离不开郭凡生的。从公司离不开郭凡生到公司能离开郭凡生，不是我的失败，恰恰是我的成功。
主持人：郭总，现在进入到什么阶段了？

郭凡生：你看，慧聪上市三、四年了，我们已经有上市公司的法人结构，我们做互联网团队已经上来了。现在公司离开郭凡生还会有很多问题，比如号召力、有品牌会有很多问题，但是现在公司的运营已经不需要我花很大力气了。我的主要工作有三个：第一要做品牌和宣传；第二大量接触客户，我每年大概要做六、七十场(培训)，就是专门给慧聪的中小企业(客户)、网联企业培训、演讲，我要在第一线去了解客户的需求；第三，考虑用人，考虑用好几个最关键的人。其实这也是现在我的工作，现在可以讲，慧聪的运营离开我不会有太大问题。

主持人：您预计这样一个过程在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

郭凡生：现在慧聪的运营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从抓运营到抓战略，到抓品牌，我在(慧聪网)刚上市的时候，是公司的CEO加COO、加市场总监加上销售总监，现在呢？市场总监、销售总监我肯定是不干了，COO我也基本不干了，我干得比较多的就是CEO的活儿。如果慧聪这帮年轻人，他们稍微有出息点儿，就让我尽快去干董事长的活儿。

主持人：2001年做出决定从刊到网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其实当时上网的公司和网民还不够多，这个过程中间是不是说服他们这些企业来上网，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郭凡生：这点上我恰恰不担心。我们做的是网加刊，刊上有很多报价信息，我就把它发在网上。刊发一万(份)，网有十万人在看。你爱上网不上网，不上网给我刊付钱，上网给我们网付钱。当时我们的网还不收钱，我们只是刊收钱。历史不能假设，如果互联网低谷期再延续两年，中国B2B全被我杀死了。我的刊印一万，我这个刊的内容——报价、信息、商情在网上有10万人在看，意味着我的刊发出去了11万。我只要2万的收费，就把我网的成本(给收回了)。当时我们的战略是网不收费——慧聪网不收费，因为慧聪这么好的网站都不收费，谁能收着费？别吹牛，阿里巴巴当时根本收不着钱。别人说，慧聪不收钱，你凭什么收钱？而且当时我的行业细分了。互联网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把B2B的网站和刊给熬死了。咱们讲阿里巴巴太有钱了，最后没被熬死。为什么？因为它熬到了互联网用户上来。那个时候做市场研究太清楚了，中国的互联网用户、B2B的用户如果没有个上千万，根本养不活网站。所以慧聪的方法是网加刊，拿刊去收钱、网不收钱，用网的效率来提高刊的竞争力。同时我不断地给客户发刊，上面有慧聪网、慧聪网、慧聪网……我就调动我的用户来上网。那叫网加刊，现在我叫刊加网，因为现在网的用户多了，网的利润高了，自然我要转过来做网站。所以慧聪就从网加刊的商情信息(提供商)就变成了B2B电子商务信息服务商。这个变法是很正常的。当然这个中间有风险，但是我觉得在做互联网的过程中，慧聪经历的破产和失败的风险不大，但是失去的机会的风险很大。在互联网上，前几年我们采用的战略是跟进战略，就是看你干，干得好了我们就扑上去。我们绝不打第一枪，也不去做那种风险特别大的事儿。这个是很正常的。后来有人说抄袭什么的，谁不是说抄，我们今天的模式谁不是抄的呢？现在说互联网的模式谁发明的？哪有谁发明的事情，除了技术是申请的是专利，是他的。

主持人：但是您有充足的资金，如果打第一枪是可以的。

郭凡生：打第一枪，说实话的当时连靶子都没有，朝天放空枪是明摆着找死。你像当时的美商网，很多很多互联网公司。慧聪做B2B，直到现在B2B还没有熬出来，B2B挣钱的时候还没有到，谁熬到最后谁才是胜利。所以呢，讲机会，机会背后就有风险，慧聪不是不承担(风险)，而是把自己的风险放在自己可承受范围之内。你说这个东西一下子弄进去几千万美金、几亿美金去弄，我肯定不会干。为什么？那最好是别人去弄，弄完了我看着，弄得对不对，他的经验我来学习。
主持人：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回顾，在慧聪网发展过程中间，你现在想想，有哪些机会是曾经错过了的？

郭凡生：错过机会有几次。有一次，做慧聪有一次错过，那时候我们办媒体，犹豫了半天没敢进。要办纸媒体，现在也可以办成一个很好的报纸。还有一次机会，在我们上市以后，我们把B2B、中搜的B2C这样的业务放进去，结果是拿B2B挣的钱来养活B2C。这样做，既影响了上市公司，而B2B又做不好。这个时机是错过了，这个时间大概有半年。后来我们费了很大力量把中搜剥离，让中搜自己去独立发展，这个时候才专注下来来做B2B。这个是一个机会，这个大概是一年多到两年。当然也跟本身公司发展的一些条件和环境有关。这个就不能够很后悔啊。这是一年多的时间到两年里，我在不适当的时机发展了两个业务：一个叫公共搜索业务，一个叫做电视业务，看着电视业务很好，但是慧聪在很小的公司领域开始做的话(还是失败了)，这是我看到的。我也看到了我的很多学习的榜样也在犯我曾经犯过的错误，这是一定要犯错误的。我觉得我郭凡生的能力就很强了，超过我的人也不太多，我就明白我自己肯定做不了B2B加上B2C，再加上一个C2C，再加上搜索，你肯定做不了。要不就是我是个大笨蛋，要么就是认为自己聪明的人笨到极点了。我那个多元化啊，其实当时03年互联网都死着呢，我拿回来2亿多港币，我完全可以集中做B2B。当时没有集中做B2B，我屈服于资本市场对利润的要求，什么挣钱我去做什么，公司战略性的东西没有去考虑。这个的纠正是在04年的下半年开始，05年、06年我们就明白了，宁可让公司亏损，也必须把B2B作为主营业务，我们不断地剥离。

主持人：我们看到慧聪03年在香港上市，您刚刚提到了，在当年上市的时候，创造了一百多位百万富翁。想问一下，公司里面突然多了一百多位百万富翁，管理他们更容易了，还是更难了？

郭凡生：其实，从管理上来讲，当他们成为百万富翁以后，你管理他难不难已经不重要了。关键就是通过他成为百万富翁，管理不是百万富翁的人难不难。一定是容易了。这是最重要的，有人说126个百万富翁在干什么？这126个人大多是不适合做互联网的，他们从包版、商情、从报价、从市场研究开始，他不是做B2B电子商务的。所以这些人一部分人去创业了。中搜陈沛这一帮人创业了，这里就有百万富翁，他们创业去了，他们创出了一个中搜。还有一帮人——郭涛，这是我亲侄子。郭涛上市前创了红孩子，这又出去一帮人。还有一拨人，做的是校园网，也拿到了softbank(软银)一千多万风险投资。我一个慧聪出去三拨人做不同的业务：中搜、红孩子是B2C的电子商务，还有校园网。这个中搜现在还没有见亮，因为这个竞争太强了。红孩子已经成为这个国内这个行业最大的了，红孩子今年会有5、6亿营业额。红孩子一见了慧聪就说，你们是父亲辈的公司，我们是儿子辈儿的公司，我一见他们就说儿子一定会超过父亲的，因为当父亲死了的时候一定只有儿子在跑了嘛。还有一帮人本身不适合做这个，就拿这笔钱过日子去了。你像我们原来的一个老老师，57、58了快退休了，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慧聪你肯定不能当副总裁了，这块业务你也不熟了，怎么办？拿你的股票、拿你的钱退休，退休了以后再到外面公司当顾问、再挣钱都是好事。可不就这样吗？但问题是当有126个人在慧聪的制度中被培养成了百万富翁，就有好几百人觉得，老郭弄这个东西能弄得他们成为百万富翁，一看自己学历比他好、比他年轻，又懂B2B，我为什么不是百万富翁？所以这几百人也跟着起来了。这个是最重要的。

周雪峰：现在从市场上来看，从人才的吸引上来看，慧聪可能反而不如门户网站、或者竞争对手，这个原因是什么？

郭凡生：B2B没到呢，全世界的B2B就是我做得好，你再说谁大(也没有用)，没挣钱呢。B2B的时候没到呢。有点像02、03年的搜狐和新浪。你像中国，当时我们做B2B的时候，中国企业的上网数不到10%，而且上网非常简单，只有一个电话线。现在中国企业宽带上网也不到企业的20%，如果到了企业50%上网的时候，那我就挣钱很多的了。大家是在做不同的事情，我的事情不一样，我的股票价格不一样。这是一个过程，这个时候有想做别的，那他做出去做那个挣钱去了，还得有一批人留下来。

主持人：郭总，我们一起回忆一下慧聪上市那天。那一天产生126位百万富翁，您心里很高兴，那上市的那一天你心里紧张吗？我知道，像百度上市那一天，李彦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公司上市时你心情如何，他说很紧张。您那一天呢？

郭凡生：我不太紧张，因为我知道慧聪的股票肯定不会太差，但是也不会创出天价了。因为03年那年是非典，我们非典那年上去(到香港上市)就代表中华民族的荣誉了。05年、06年，你纳斯达克上去，那说实在的，那是时机。我要晚上两年，也到纳斯达克去上市。但是03年那年，就一定要有互联网的公司去上市。我们是互联网掉下来以后第一批去海外上市的公司。

周雪峰：当时没有考虑这个时机的选择直接关系着员工的利益？可能，我再过2年上市，市值不一样，给员工带来回报也不一样了。

郭凡生：那个时候我看不到互联网回暖，香港接纳我，我就先上市。只能是这样。因为我承认，我又不在美国呆着，我又不是做互联网的专家，我怎么知道他过一年会回来呢？我知道他过一年就回来，我就不上了。但是我不知道他过一年就回来，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未必是坏事。因为早上一年，公司的成熟度就高一年。刚上市的公司有许多问题，慧聪现在在上市公司的行列里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已经知道了上市公司的很多问题、怎么解决。
周雪峰：但是外面看来还是家族式的企业。

郭凡生：互联网公司谁不是家族企业？百度不是吗？百度就是李彦宏家族啊，李彦宏在百度里面持的股比我还大呢。张朝阳，搜狐里头他持的股比我还大呢。家族企业有什么了不起？比尔·盖茨，微软至今是家族企业，有什么不好？这就是中国人直道今天对家族企业非常不正确的认识。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是目前全世界最优秀的管理方式，比如微软，比如思科，比如沃尔玛，比如google，比如雅虎，雅虎就是杨致远家族啊。很简单，他一个人控制30个股(30%)，这个公司就是这个家族的。而这样的公司，虽然所有权、控制权在家族手里，但是实行了管理权和受益权的社会化。这样的运行模式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比较，它十年的投资回报率比不是家族的国营企业、公众化的完全的非家族企业股票回报率要高30%。所以讲家族式管理，谁不是家族？在德国和法国，家族企业在上市公司里占60%，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基本上都是家族企业，你告诉我谁不是，不是的公司就快有问题了。很显然嘛，你们TOM就是李嘉诚家族嘛。但是李嘉诚先生不因为他是TOM的最大股东就占有最大的权益，他还是把期权、把各种各样的东西给到大家手里。同时这个家族的管理不是家族来管理，是家族在控制，它通过授权给公司，通过受益权社会化，让更多经营者变成了企业家。所以外面人怎么看不重要，而且不在乎你这个公司今天市值多少，明天市值多少。在中国所有做互联网的公司里，当中我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小的，但是我是最老的，我深知15年前我在中关村创业的时候，我熬死了多少人， 15年咱以后再看。我前两天在浙江，浙商一大帮人在那儿开会。问一问十年前浙商里面排前一百名的现在还有多少，我闭着眼睛都知道10%不到。今天浙商伟大、了不起，十年以后，今天的(排名)前一百(的公司)，再活下来10%的更困难了。因为这个市场开放了。我已经活了15年，我把传统公司熬倒了。当时IT168在中关村和我竞争的，那现在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了，它不在我的视野之内，我想收购它很容易了，只不过是我考虑要不要收购它。反过来说，再过15年谁能活下来？我坚信按慧聪的方式再活15年还可以。而有的公司它未必活得下来。做公司不怕不挣钱就怕挣大钱。挣钱容易花钱难，就是不怕不挣钱就怕挣大钱。挣了大钱之后分配不好，那一片混乱。反正慧聪就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了。

主持人：慧聪上市以后，股价一直徘徊在一块多，这个是不是在你预料之中呢？

郭凡生：其实，对慧聪的股价是多少，我没有预期。所以没有超出预料不超出意料这种说法。但我觉得这个股价基本上反映了市场对B2B的判断。假如美国有一个成功的B2B模式，慧聪今天的股票一定是10块。因为美国没有一个成功的B2B模式，所以就没有人追慧聪，没有人追慧聪，慧聪的股价就是一块多，这是一种悲哀。但本身又是一种自豪，我们第一次不用靠美国人的概念来定我们的股价了，我们要靠自己的业绩和能力来定这个价值。一个月以后看慧聪，今年年底看慧聪，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企业家会瞪着惊呆的眼睛去看。比如，百度的股价是因为google高。慧聪的股价因为谁高？没有谁高。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公司平心静气、不骄不躁去做一件事情最好的环境。我不要别人证明，我就自己证明自己。有人说阿里巴巴要上市，他爱是多少是多少，跟我没关系。我每天习惯于这样做事情了，所以中国很多互联网企业的市值很高，其实是一种悲剧——不是因为你好，而是因为他好，他好你才起来的。而慧聪是现在谁好跟我都没关系，我就跟自己好。但是如果慧聪因为自己好，它的股价上来了，它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开始在某些方面可以领航互联网了——这是我追求的。它挣多少钱其实我不太在乎，只要领航世界的互联网，我变成穷光蛋也无所谓，因为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贫穷的富人。
主持人：郭总，今天上午看到一条消息，阿里巴巴今年9月份在香港上市，对于这个前景您怎么看呢？

郭凡生：它上市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阿里巴巴有一些说法。而这些说法到底谁对谁不对，它一上市就清楚了。比如去年它说一天交100万的税，一上市就清楚了。我太喜欢他上市了，我还希望他上市呢。真是一天交100万(的税)，如果它一天交100万(的税)，它就很强大了，它强大了，现在在大陆做B2B，它爱怎么说也是慧聪和阿里巴巴，两强嘛。他好我就好，所以我特别希望他做得好，而且这个好一定是公平的。而且这个好一定对其他企业有斜面拉动的。我觉得阿里巴巴上市会促成中国互联网业的一个很好的进步。我希望他做得很成功，他成功，我就成功。比如，他的股价比我高很多，买不着它的股价来买我的嘛。他为什么选择香港(上市)？其实背后还得到一个证明，可能跟我当年选香港(上市)一样。因为当时我选了纳斯达克会怎么办？人家百度选了纳斯达克，新浪选纳斯达克，因为人家有一个雅虎，有一个google在那儿比着呢。我去了那儿没有人和我比，或许我上香港，他也上香港，那证明或许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

周雪峰：根据我们从慧聪财报来看，您认为在今天这个行业发展情况如何，因为不可能一家独富，其他的人都在看着。现在慧聪的财报来看，慧聪还没有达到一个特别好的情况。

郭凡生：没有，我们希望看到阿里巴巴的财报很好，就可以知道他的产品、他的业务从哪里来。现在是我在明处，大家都在看我。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慧聪在中国互联网企业中，一直是自己在承担，没有用别人在承担，这是它的悲剧，又是稍微有点可以自豪的地方。

主持人：我知道你特别喜欢读金庸的小说，在金庸小说中间，这么多人物，您觉得哪一个更像您自己？

郭凡生：我就是我，他们都不像我，我也不像他们。怎么可能呢？伟大的郭凡生和金庸小说里的人物一样，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调侃，我不可能我跟他们一样，那就是金庸造出来的人，既比我高大，又比我威武，既我全面又比我能力强。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如果真跟我在大学一个班里学习、到一块儿办公司，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的手下败将，郭靖、令狐冲什么的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主持人：有记者采访过您以后都说您口才特别好，甚至有人评价您是郭大嘴，您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郭凡生：其实，我是开始从做学者的身份开始做的。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放弃我的学者身份和特点。我在很多研讨会上讨论，人们都愿意听我在研讨会上讲话，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其实在行业里经常会起冲突，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一般是以学者和公众的角度来对待冲突，而不是只以慧聪为主，这也是我的缺点。比如，说“打着望远镜也找不到竞争对手”，这是经济学中极其败笔的话。还有最近马云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互联网公司，互联网行业没有一个人说话。我在美国看到觉得特别生气，哪能这样说话呢？如果百度不是互联网，新浪不是互联网，谁是互联网啊？你为了提高自己上市价格，你把中国民族产业扁没了。我憋一个月实在憋不住了。有人说你何必得罪他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个行业正常发展的时候，在这个行业里面不能有邪念，在这个行业里要有公理，坚持为公理说话的人在很多地方会得罪人。我也觉得我说话得罪了很多人。但现在在互联网行业里面，大家恰恰和我关系都还很好。比如这次，马云写这个文章来，好几个人给我打电话说，老郭你怎么不说说他？我说你们怎么都不说他？还是你德高望重，你说吧。后来我就被他们连骗带哄说了这个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真话。有很多人说我说这个说那个，但有一条，郭凡生不贪财，肯把钱留给别人。那就证明我说这些话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说的话的内容即便不对，我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行业健康。我觉得中国互联网行业又开始不健康了。第一，大家预期又很高了，都觉得自己很快发财了，包括一些新上市的公司，开始说这个说那个。慧聪已经上了四年，我真知道上市公司多苦，不信把王雷雷叫来，都知道上市公司都苦，这是大家预期高了，都觉得自己很快要发财了，包括一些上市的公司开始说这个说那个，他的苦日子还后头呢。我们03年上市的，慧聪上市4年了，我真知道上市公司有多苦。这是大家的误区。第二，大家都认为我做互联网就应该很快成功，他们把成功的时间想得很简单。还有一个做公司，中国不要贬低别人，这是最重要的，我郭凡生去说事，你别骂我，(如果)惹我，我就不让你。我不去说别人，又是没有竞争对手啊，中国又是没有互联网公司，这样的人即便是成功了，他的人格我不认可。中国怎么就没互联网公司呢，难道只有美国有互联网公司吗。按照这种说法，只要这类公司成立了，我们把真正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打败了他，咱就说TOM，你爱说TOM怎么样，现在TOM每天上来的人比雅虎多十倍吧。这就是典型的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嘛。本来互联网就没有大家定义的一个标准模式。这种行业的霸道、霸权，我郭凡生根本就不怕。我觉得这是不行的，这么狂妄，说中国没有互联网公司，而且这个事儿在哪儿呢？互联网界就没有人出来说他，这可就是大问题了。当在一个行业里头，有人说疯话的而没有人敢出来说，那我就觉得这个行业有问题了。

主持人：郭总，从您刚才这一番陈述中，我又一次领略到您的口才非常非常好。有很多人说在B2B公司里有两强，慧聪和阿里巴巴。大家都说，慧聪的郭总口才好，阿里巴巴的马总口才也好，你们俩比起来谁的口才更好？

郭凡生：我们俩在一起比，他的口才一定不如我。我们俩其实PK过一次，那一次他已经彻底败了，所以现在重要会议，只要我去他就不去了。我特别想让他邀请我去“西湖论剑”，希望他邀请我们一起去谈。我觉得不是两个人在争，我们都做B2B，我们俩都有不同的看法，只有把我们俩的激烈交锋进行深入研讨的时候，才会让中国B2B的行业变得更成熟，我们两个人之间谁比谁好不重要。
主持人：咱们慧聪已经上市有4年了，对于慧聪接下来15年有什么打算？

郭凡生：第一，我管不了慧聪15年，这就说明我郭凡生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第二，互联网行业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谁说他对这个公司未来十年能够说明白，那这个人本身就不懂互联网。互联网公司就是一种在变幻莫测中、在它的不能把握中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对慧聪未来的十年我说不了，但是未来三年我可以说。未来三年，我觉得慧聪将会成功地完成它从一个网加刊的传统商务服务商向B2B电子商务服务商转换，这种转型其实是另外一个标志。我认为三年以后，慧聪还会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会比(慧聪上市时产生的)那126个(百万富翁)还多，而这新产生出的百万富翁他们手里有的钱也会比126个多得多。因为在慧聪什么都能改，郭凡生定的这个制度谁都不能改。谁该，慧聪就完了。所以，我想慧聪要么在劳动股份制、知识经济中得到一个很圆满的延续，要不这个制度中断的时候慧聪也没有了。所以，郭凡生留下什么？这就是制度。郭凡生在慧聪什么都敢改，我也不敢改这个。这个是可以预见的，未来三到五年，慧聪的制度会进一步完善，而慧聪从小到大、从传统行业一步一步做起的把家族企业进行改造的这种知识经济的制度在中国会引起很多人的、广泛的关注。至于慧聪的股票是多少、能做多大，我不去想，想有什么用呢？但我相信慧聪会是一家好公司。它的运行确实不一样，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出来就是互联网，只有慧聪是靠商情开始的。这个不太一样。

周雪峰：三年之内，您说公司制度会非常完善，您现在在公司是怎么样，还是一言九鼎吗？

郭凡生：因为你不参加运营了，你在运营上的一言九鼎就是我管。我跟很多人说该找谁找谁，不该找我的不要找我，我的电话在这些老板里我老是最少的，因为我不愿意去研究。过去你管运营，你研究了也不知道；现在这么大的公司了，你研究那不是让公司犯错误吗？现在应该是大家一起商量、一起来做事儿。

主持人：郭总，您对自己十多年以来，执掌慧聪这段过程，您给自己打一个分数的话，这个分数是多少？

郭凡生：要打分，在挣钱上我给自己打60分。我让员工挣钱上我给他打80分，在创造知识经济制度上我给自己打满分。我坚信别管现在哪个公司多成功，再过五十年，人们回忆起中国今年企业发展的时候，慧聪的劳动股份制一定会是中间非常精彩闪光的一章。比如，我到杭州去，我这个光盘在杭州机场里面卖，杭州机场外面也有卖的。候机的时候放的就是我那张光盘，一帮人围着看。我一过去，那个卖光盘的人说你就是上面那个人吧？我想这一点，慧聪确实起到了很多作用。从慧聪分出去的人，而其中也有跟慧聪闹意见的人也出去了，他也不得不、还按慧聪的方式来做。不按这个方式作，他出都出不去。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敌对的还是友好的，我的制度在你身上得到了延伸，我的制度在你身上延伸的时候，不管从你身上得不得到财富，都可以得到成就。比如你看，我们在香港上市的时候钱拿的也不是很多，非典的时候也拿不到很多，也就2亿吧。直到现在慧聪风险投资加上市，拿了500万美金，也不多。而我们要的是上市公司能把它的股票兑现的机制就行。互联网公司缺的不是钱，互联网公司好像缺的是钱，是因为互联网的运营模式不明确的时候缺钱，等运营模式明确的时候，他知道缺人，缺人的创造性和努力性。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问一个问题，对于B2B这个行业的发展，从您的经验来看，您刚刚说15年太长了，那我们预计一下三年这个行业的发展？

郭凡生：三年以后，在互联网行业中，中国B2B应该是收益最好的，如果中国企业上网数能够顺当发展的话，到3到5年B2B企业的总收入会超过B2C企业的总收入。而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如果60%的企业开始成熟的时候，当中国有60%的企业可以成熟使用互联网，(那么)第一个结论(是)B2B在互联网上得到的钱一定比B2C和C2C多。第二，更重要标志着中国企业成熟了，在技术、在运行、在思想层面上成熟了，这点很重要的。三到五年以后，我认为B2B在全世界，因中国的发展和成熟将得到一种认可，这种认可将使世界上许多互联网创造可能从美国转到中国来。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创造，就是把互联网和短信结合。但是如果这个创造在美国做成了，美国人不定早就怎么说它了。而中国人至今还在怀疑它，说这个有什么问题，跟美国人不一样。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跟美国人一样？什么叫跟美国人一样，美国人一直认为我打败谁，谁能成功，谁就是最好的。我在中国已经是最好的了，google进来打败了吧？雅虎进来没什么戏吧？亚马逊有什么戏啊？让当当弄的。那我们已经成功了，在B2B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头一次不是跟美国人打，而是跟自己人打，在跟自己人打的过程中挑战是更严峻的。

周雪峰：感觉到自己没有对手了。

郭凡生：哪能没有对手呢，没有很多对手就会有很多朋友，对手也会成为朋友，朋友也会成为对手。

主持人：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郭总，谢谢您。郭凡生：希望今天的访谈能对你们有所帮助。